“大约需要一两银子左右。”薄玉回答说。

“好，那就先生产一万个吧。”袁嘉升道。

黑火药的改进很顺利。其实黑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，北宋初年即公元10世纪后期，中国便开始试制最初的一批火药火器，并在世界范围内最早完成军用火药的定型发明，率先开始了火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。但是，火药化军事革命并未因为最早发端于中国而在中国率先完成。中国发明的火药火器14世纪初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后，便在欧洲播下火种，随着欧洲近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，一系列新的性能更好、杀伤威力更大的火药化兵器被研制出来，领先于大明朝了。

袁嘉升发现，虽然明代各代火器有所发展，但全国范围内的小手工业生产方式很难转化为大工场手工业。明朝嘉靖年间，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一些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，手工业规模有较大扩展。但当时的大明朝为维护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，动用国家权力推行重税、禁海、垄断矿冶等“重农抑商”的措施，扼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，他意识到，大明要中兴，必须让商业和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开花结果。

不过，那是下一阶段的事情，此时袁嘉升利用这些大明的火器专家，抓紧生产新火器。对现代工厂来说，技术是生产力，管理也是生产力，有时甚至更重要，比如大明的科技初期和西方比其实不算落后，但管理者却很无知，视这些技术为奇淫巧技，还层层压榨匠人，抑制了工匠个人的创新能力和潜能，所以大明的火炮技术跟西方的技术差距才会越来越大。

袁嘉升给大明火炮厂换了汤若望、孙和鼎等内行的管理者，改变了激励制度后，生产力大大提高，大明匠人们的积极性大大提高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，这位袁嘉升下一步改革禁军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
那天回到紫禁城的御书房，袁嘉升翻到一封崇祯四年徐光启的奏文：

“臣今所拟，每一营所用双轮车一百二十辆，炮车一百二十辆，粮车六十辆，共三百辆。西洋大炮十六位，中炮八十位，鹰铳一百门，鸟铳一千二百门，战士两千人，队兵二千人……行之为阵，止之为营。遇大敌，先以大小火器更迭击之；……敌在近，则我步兵以出击之；若铁骑来，直以炮击之，亦可以步兵击之。此则实选实练所致，非未教之民可猝得也。而不如是，又不足以破敌。臣言三聚当用6万人。若悉皆招募，费必不资，亦未可遽得……若先练一营之人，先办一营之器，两者齐备，既成营矣。一营既成，更办次营，6万人当为15营。若成就四五营，可聚可散，则不忧关内；成就十营，则不忧关外；十五营俱就，则不忧进取矣。”

仔细读完这个奏折，袁嘉升很佩服徐光启的远见，在明末内忧外患之时要力挽狂澜，挽救大明，必须要进行军事改革，以西洋武器装备军队，实行精兵减员、大投入、严训练，建立新式军队来代替已经腐朽的京营卫所军队。徐光启认为，只要实选实练，精卒利兵，一人当数十人之用矣，只需三万人，就可以扫荡满清八旗。

可惜当时的崇祯皇帝并没有加强军备的长远打算，只是临渴掘井，买了几门红夷炮以应急，一旦局势稍缓，便弃置不理。朝廷内部，朋党之间，争斗不息，致使大明军队失去了革新的时间。

而当时明代重文轻武的制度以及卫所制下的军籍制度，军队缺乏有效训练，士气低落，即便有西洋火器，在西洋人手里能够发挥优势，但一到大明士兵手中，没经过严格训练的守炮者畏怯，虏未来而先放，对阵则药尽。更没有人懂得西方经典的弹道理论。

大明火炮厂生产了新火枪和新火炮后，袁嘉升决定进行禁军制度的改革，成立专门的火器营的战斗编制，把炮兵也逐渐发展成独立的兵种，步骑兵在炮火的配合下进行战斗，这样可以完全改变当时以骑射为主的传统作战方式，杀满清八旗和流寇一个措手不及。

要改革禁军，首先，袁嘉升就要换掉掌管京营的成国公朱纯臣。这个朱纯臣，祖上是明朝大名鼎鼎的战将朱能，一身跟随明成祖朱棣南征北讨，立下了赫赫战功，死后追封东平王，谥号武烈。

崇祯皇帝对朱纯臣非常信任，崇祯三年就加太傅，崇祯九年让他总督京营，甚至都最后还把太子托福给他，可惜朱纯臣是个无能的软骨头，猪一样的队友，不仅主动献齐化门（即朝阳门），还与陈演一起上表劝李自成当皇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