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0391 孙承宗的收弟子信号】(2 / 2)

明鹿鼎记 轩樟 6725 字 1个月前

韦宝一怔,你自己爱聊就聊吧,老是问我干什么?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,好吗?

但韦宝有个优点,听不懂别人说什么的时候,会接一句:“我没有想这么深,但我觉得督师大人说的很有道理,句句引人深思,跟我想的一样!”

孙承宗赞赏的点了点头:“要亦静而已矣。心之体本静,性体亦然。感于物而动,缘于欲而动,动则失其本,而违于道矣。道不可须臾离,故心不可须臾动。天地万物,生于静而长于静,失于动而亡于动。余故曰:‘静罔不吉,动罔不凶。’此古哲之所以谓‘一动不如一静’也。《大易》所谓‘寂然不动’者,所以存其本心,养其性体也。所谓‘感而遂通’者,在其寂然不动,则湛然无物;湛然无物,则洞然虚明;洞然虚明,则有感即应,应而遂通矣。其所以能应而遂通者,盖洞然虚明,则灵觉不昧;灵觉不昧,则一神独耀,则无知而知,无得而得,不能而能,不神而神。故能有感斯应,而应无不通也。兹为世人修圣人之道与成圣人之道之方便起见,特再将历代圣哲所述圣人修养之圣脉心法,无论其言道、言德、言学、言理,凡可应用于静坐中,以之为内修工夫炼养者,择要简述之,并明其条理体系,用为儒家中人修养内圣工夫之,准绳与典则。并免徒让道佛二家圣哲专美于前也!故就散见于往古经籍中之圣言圣法,归纳之共为十二条目,以为儒家中人修持“超凡入圣”工夫之心法。且此十二条目,不必一一全修,择其性之所近者,任修一条或二、三条,均可几于圣地。亦非谓除所举条目外,便无修持之法,惟大体说来,此即为内圣修养之最重要纲目。至其静坐中之诀法,亦当尽量择要简为指出,以供学者之所取法焉!其须自契自证,非言语文字之所可得而传者,亦惟有略之矣。”

孙承宗说完,看着韦宝,期待韦宝的看法。

韦宝这回早有了准备,将练习太极拳的时候,常五爷常说的一句话引述了过来:“大道常存文字外,真途不在语言中。”

常五爷每到让韦宝自行领悟动作窍门的时候,都会说这一句,韦宝早已经铭记在心,所以碰到模棱两可的谈话,便自然而然的用上了这么一句。

孙承宗闻言大喜,已经确定韦宝的想法与自己很相近!是个可造之材,对韦宝更加喜欢。同时确定,韦宝这种人的想法,到了这个年纪,已经趋于成熟,一般不会再有大的改变了。

有学问的人,就爱通过这种聊天方式辨认对方的想法,尤其是像孙承宗这种大儒。

孙承宗是看重王阳明的心学和道德修养这些的。

而东林党是反对空幻虚无、谈空说玄。

东林学派以东林书院为阵地,通过讲学、论辩、研讨、撰文、出书,对王阳明“心学”及王学末流在道德修养和认识论方面宣扬的种种虚、空、玄的主张和说教进行猛烈的抨击和批判,从而推动了实学思潮的高涨。

东林党提倡求真务实、实学实用。

尽管东林书院和古代其他书院一样,讲学和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儒家经史著述,但其不论在内容上、形式上和方法上都针对性、实用性较强,强调从实际出发,注重讲实学,办实事,有实用,求实益。

东林党主张开放言路,反对宦官干政,反对矿税。

明朝中期以后,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工场手工业更加发展。

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,商人、作坊主、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,开始形成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,给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带来了新的影响。

东林党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营工商的。

他们有的人突破了传统的农为国本的经济思想,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观点。如赵南星说:“士农工商,生人之本业。”李应升反对关卡重重、商税繁多,要求执政者“爱商恤民,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(指贩运)”。

可是从59年(万历二十四年)起,神宗派宦官到各地采矿和征税。神宗一开始派出矿监、税使,东林党人就表示反对。

山西巡抚魏允贞在597年(万历二十五年)上疏指出:宦官出领矿、税,为民祸害。魏允贞因此受到神宗的切责。

599年(万历二十七年),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要求罢撤矿监、税使。同年,吏部侍郎冯琦上奏说:这些矿监、税使不但使贫者断绝生计,富人也蒙受其害,这样下去,势必激起大乱。

李三才反对矿监、税使的言行,在当时影响最大。他于599年(万历二十七年)就任凤阳巡抚。在凤阳巡抚管辖的地区内,有好几个矿监、税使,残害百姓。李三才在00年(万历二十八年)五月上疏万历帝,揭露万历帝派遣税使、矿监这一弊政的要害。

李三才任职凤阳巡抚期间,曾经严惩太监陈增的爪牙,罪大的则加以捕杀,打击了陈增的气焰。他还奏劾陈增的重要帮凶程守训贪赃数十万银两等罪,使程及其同伙被捕解京,终于伏法,远近大快。

李三才“以折税监得民心”。两淮地区发生灾荒时,他经报请朝廷获准,对灾民加以赈济,还免除了应纳的“马价”(一种苛税的名目),因此李三才的言行赢得了民心和朝野正直人士的赞扬,声望日隆,有可能被推举进入内阁。

齐、楚、浙党一派官员生怕李三才入阁会对自己不利,就连连上疏攻击李三才奸诈贪横。顾宪成等东林党人则驳斥这些谰言,于是双方又发生了一场笔墨官司。由于一再受到攻讦,年(万历三十九),李三才不得已自动辞职。这是当时喧闹得不可开交的李三才入阁事件。

20年(万历四十八年),明神宗死去,朝廷宣布撤掉一切矿监、税使,过去因反对矿监、税使而被处分的官员也酌量起用。至此,反对矿、税之弊的斗争以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而告一段落。

由于东林党人开放言路指责朝政,触动熹宗时专权的大太监魏忠贤,魏忠贤开馆纂修《三朝要典》,在霍维华的基础上纂辑万历、泰昌、天启三朝有关梃击案、红丸案、移宫案三大案的档案资料,打击东林党,同时造编《东林点将录》等文件上报朝廷。

韦宝虽然弄不明白孙承宗想说什么,但孙承宗的意图,韦宝总算看出来了。

知道孙承宗这是对自己起了惜才爱才之心,想‘招揽’自己。

韦宝估计,孙承宗可能想让自己做给弟子啥的?这年代不是很流行师徒关系么?尤其在官场,这是很铁的一种关系。

对于孙承宗表露出来的意思,韦宝既没有很高兴,也没有不高兴。能得到孙承宗这种朝廷超品大员的青睐,若是在现代,韦宝磕破头都愿意,别说超品大员,随便跟七品县级官员有一点点关系,人生都将大不同吧?

但是现在的韦宝,不会轻易的表露情绪,实际上,他内心也的确是平静的。

韦宝知道孙承宗在魏忠贤手里滚蛋回家的历史,好像是魏忠贤想拉拢孙承宗,孙承宗不愿意和宦官搞在一起,然后触怒了魏忠贤。也知道孙承宗曾经在崇祯朝又起复,然后又被排挤滚蛋回家的事。

所以韦宝不用研究孙承宗这个人,也大概能推测出,孙承宗应该既不是阉党分子,也不是东林党分子,应该属于中间派。

中间派其实是最难立足,最难保身的,需要很高超的技术,像是走钢丝一般。

韦宝也想走这条路,但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能力走,所以偷偷在私下里搭上了王体乾那条线,现在算是阉党的边缘人物。

东林党人号称清流,影响着天下的舆论。皇位继承权之争和京察之争,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。

但是,这并不能掩没东林党人在这些斗争中力图革新朝政、反对统治集团中最反动腐朽势力的进步作用。

由于东林党人威胁到其他非东林党人的利益,许多非东林党的官员为自保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,以高官为领袖,结成帮派,一时朝中宣党、浙党、楚党、齐党林立,他们联合起来打击东林党人。

斗争由原来的阁部之争和门户之争逐渐演变为党派斗争,规模进一步升级,性质更加严重,影响也更加恶劣,明代政争急剧恶化,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。

东林党人代表了当时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,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,并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,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、矿税、盐税、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,使得明末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,朝廷的税收来源更加依赖于普通的农民,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,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,形成大量流民,直接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。

东林党既是一起历史事件,又是一种文化现象。

它虽然发生在晚明时期,但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。

韦宝认为东林党人缺乏治国才能,党同伐异,他们的失败是咎由自取,对于明朝的灭亡,东林党负有历史的罪责。

东林支持者抵制任何基本制度上的或财政上的改革观点。他们认为技术性的解决办法过去不成功,也不可能成功。因为他们偏爱行政改革的空想,他们的运动在体制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倒退了一大步,是从张居正所采取的立场的重大退步。

东林党人从不曾提出过救治国家的政纲,长于内争,短于治国、治军,他们与齐、楚、浙三党、阉党、与阉党残余的区别之处,仅在于东林误国,而东林的对立面则害国。

“韦公子,我送一幅字给你,你可要?”孙承宗‘含情脉脉’的看着韦宝。

送字神马的,这在大明便是要走师徒关系的明确信号!

孙承宗这是在明确向自己释放示好信号哩。

韦宝当初向王体乾讨要题字金面扇,就因为这一点,有了王体乾亲笔手书的赐字,他便是王体乾的人了。

怎么办?孙承宗想收自己,自己要不要被他收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