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人做器、商人赚钱，这是本分，但商人靠着赚差价就能锦衣玉食，又重利轻离别，真是可恶。

所以中原自古以来的政治观念，就是把商贾视为贱民（整体而言），毕竟从执政者的角度出发，重农抑商是必须的，商贾不事生产（农耕）却可以过上好日子，如此不劳而获，必然造成不良影响。

所以朝廷要压制商人，却又离不开商人，于是把商人当夜壶。

需要的时候就用，用完了就扔，而夜壶的地位，自然就很低。

与此同时，权贵们要经营产业盈利，满足巨大的开支，所以也要依赖商人来货殖，那么，把商人变成想用就用、想杀就杀的狗，再合适不过。

于是，商贾的地位很微妙，有主的（搭上权贵、有靠山）商贾就是名贵猎犬，比一般官员都要威风；没主的商贾，那就是野狗，胥吏都能肆意敲诈勒索。

商，是这样，工呢？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商人是夜壶，浑身散发着“铜臭味”，不用的时候必须收起来，而作为“工具”的工，不用的时候自然也要放到工具箱里，哪里能摆在厅堂上，让来客看笑话呢？

工、商的地位，都不怎么高，更别说有多少政治地位，千百年来都是如此，没人觉得不对，问题是，时代不同了。

当蒸汽机、火轮船、火车、电报出现，工业时代即将到来，要是还把工、商放在低人一等的地位，宇文温认为那是不可以接受的。

所有的蒸汽机械，已经超过了“巧器”的范围，蒸汽机工程师、技术人员，不是匠户。

经营实业的商人，不是什么不事生产的食利者。

所以，宇文温认为，工商业者代表着先进生产力，应该有自己的政治地位。

但是，即便他贵为天子，也无法以一人之力，将千年的歧视推翻。

他提拔的工商业人才，被官僚集团视为“佞幸”，许多人在享受着科技、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各种舒适生活的同时，依旧把工、商视作贱业。

明德年间工、商业人才获得重用的情景，也许会随着宇文温的去世渐渐消散，操作火车、蒸汽机、火轮船以及各种蒸汽机械的技术人员、工程师，会沦为“机户”。

一切，又回到从前。

但那是不可能的。

蒸汽机、火车、火轮船、电报已经出现了，时代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从前，回到士大夫熟悉的男耕女织、四书五经就能治天下的时代。

然而，鄙视工、商的官僚集团，不会喜欢破坏庄园经济的商品经济，不会有办法应对海外白银大规模输入造成的通货膨胀。

不会珍惜纸币赖以生存的国家信用。

他们适应不了新时代。

但是，新出现的工、商业者能。

商誉，是商人的根本，构筑在其之上的信用，更是命根子，而只有商业发达、贸易大兴了，实业者才能有获利的可能。

同理，纸币的信用，只有工商业者才会用心维护，只有熟悉经济规律的人，才能对抗因为海外白银大规模流入造成的通货膨胀。

宇文温一手创造的流通券，已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，初步具备成为纸币的潜力，但迄今都未“国有化”，这是因为他不相信现在的官僚集团。

他一直在等，等一个合格的“操盘手”出现，而银行，就是这个“操盘手”起舞的舞台之一。

观众们会陶醉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之中，放松警惕，等他们回过神来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