宇文温认为，这是因为恐惧。

人对未知事物，总会有本能的恐惧，所以官员们对于取消“抑商”、“贱商”，商贾大翻身后形成的未知局势，本能的产生恐惧，然后就是下意识的排斥。

他们无法面对工商业大兴后，四书五经上的知识再无法有效治理国家的可能；他们无法面对商贾变成良民后，各种光明正大炫富的排场让自己相形见绌的可能。

基于对于未知或前途可能一片昏暗的恐惧，让官员们本能拒绝宇文理的提案，他们不想让商贾从“牢笼”里出来。

让商贾变成平民（地位上），那就意味着商贾有光明正大步入仕途的机会（非科举途径），而相比富商，寻常官员如何有财力在疏通人脉的竞争中战胜对方？

大部分官员都是聪明人，都知道国家离不开工商业，也知道按照现在的情况，工商业大发展利大于弊，但涉及到自身利益，谁都不糊涂。

朝廷可以不抑商（不抑制民间工商业），却不能不“贱商”（继续让商贾在地位上处于卑贱状态），如此一来，才是官僚们眼中的两全之策。

然而，不在法律上废除对商贾的歧视性规定，不在立法上保证商贾的正当权益，无法确保商贾产业、财富不被人随意收取，若连这点面子功夫都做不好，如何能让工商业者们安心？

宇文温能想到，若商贾们对未来不看好，那么他们赚来的钱，更倾向于用来购买土地，为日后“转行”当地主做铺垫。

而不是将其用于扩大规模、扩大生产，开更多的分号，雇佣更多的工人，赚更多的钱。

现在，之所以工商业发展势头十分迅猛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宇文温的大力支持，商贾们对于他的信心很足，大家都知道，只要他在位，朝廷就不会抑商，就不会把商贾当肥猪杀。

可他终究是会死的。

他死了以后，新君继位，是否还会继续这一政策呢？

大概率会，但到了孙辈，就很难说了。

宇文温记得西汉时的文景之治，朝廷为了恢复国力，选择与民生息，将传统的什一税改成三十税一，对于商贾的限制也放宽，所以工商业发展迅速。

到了汉武帝（孙辈）时，因为连年用兵，国家财政很快告急，朝廷为了解决财政问题，再次抑商、实行盐铁专营，并且开始“杀猪”。

杀猪的办法是收税，名为“缗税”，即财产税，按财产总数的一定比例收，如果有人隐瞒家产，告发者（告缗）有重赏，此为告缗令。

缗税的目标是有钱人，谁有钱？商人群体。

有商人不想交那么多，被人告发，然后田地、宅院、牲畜、奴婢（全部家产）悉数充公，

告缗令一出，朝廷财政瞬间“回血”，但后果和竭泽而渔差不多，因为各种告密行为可以让商贾有口难辩，于是商贾们等同于被一锅端。

告缗令的“战绩”，《汉书》有记载：中产以上（商贾）大抵破产。

商人，在朝廷眼中，不过是养肥了就能杀的肥猪，哪怕你是做实业发家的，亦是如此。

宇文温不希望这样的历史重演，因为时代不同了，到了他孙子那一代，工业时代差不多要降临，若还玩封建王朝定期杀猪的把戏，让工商业的发展出现瓶颈，后果就是有可能错过蜕变的机会。

新旧势力的交锋，要么是政治妥协，要么是军事决胜，宇文温当然希望是前者，所以他再烦躁也耐着性子，看着侄子在政事堂会议上“屡战屡败、屡败屡战”。

漫长的拉锯战，不是单纯的浪费时间，正、反双方的不断交锋和妥协，使得宇文理的提案内容已经和一开始有了许多不同。

这样的妥协和交锋，最后能够有什么样的结果，正是宇文温所期盼的，比起强制推行，这种经过各方妥协的政策，生命力才会长久。